市行政审批局：立足守信服务 打造“信用廊坊”金字招牌

如果所有的行政活动都需要根据规范，那就意味着行政只具执行的性质，也意味着宪法确立了一般法律保留原则。

本文之后的讨论，也将围绕着监控者和管理者角色的各自特点和类似复杂关系，探讨两种方法的分离和沟通，并最终回答二者是否可能在行政法学体系中得到统合以及——如果有统合的话——在什么意义上统合的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监控者角色和管理者角色，在行政法总论的体系中，没有任何统合的可能性。

建构理想类型以助讨论，有其简明高亮的优势，但也完全可能挂一漏万、疏忽复杂性。[15]参见戚建刚：《风险规制的兴起与行政法的新发展》，载《当代法学》2014年第6期。该学说将注意力落在国家责任体系(责任体系是行政监督和救济法部分在实体法维度上的核心)，指出传统行政法的国家责任以负面的消极评价责任(过错原则)和追究责任(赔偿或补偿)为主，其很难适应以有组织地不负责任为特点的风险社会的到来。[51]参见[日]大桥洋一：《行政法学的结构性变革》，吕艳滨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7、258-264页。[17]参见朱新力、唐明良等： 《行政法基础理论改革的基本图谱：合法性与最佳性二维结构的展开路径》，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7、54-55页。

[56]就此而言，这个目的并不一定导致行政法平衡理论视域中主要以前苏联行政法为蓝本而提炼的管理论。[54]关于这个体系建构的愿景，参见朱芒：《中国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困境及其突破方向》，载《清华法学》2015年第1期。完整且简单的代表结构由三个要素构成，即被代表物一代表者一观察者，代表概念的内核可以表述为：代表者使不可见的被代表物在观察者面前变得可见，其关键要素是使……在场。

国民所处的被统治状态很容易理解，对此毋庸赘言。在常规的政治秩序中，宪法是秩序的顶点，一切权力皆出自宪法，从而转化为具有明确边界的权限。但是，当作为附随性问题提出时，人们就会提供不同的答案。如果把经验领域的国民等同于作为被代表物的人民，那么，政治生活就会沦入与神秘主义相对的另一个极端，也就是完全的经验主义。

因为这是每一种公开法律之合权利性的试金石。有鉴于此，笔者把代表的内核与这些附随问题分割处理。

例如，当前的主流观念认为，只有议会才是合格的代表者。这是一种力图用被创造的力量消解创生力量的思维逻辑，显然是无法成立的。对此，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规定。规范与事实、宪法文本与社会现实、学术与政治、教义学与政治学等，诸如此类的概念对立看似在培植一个成熟的学科，实则限制了学人的视野。

除此之外，围绕代表概念衍生出的其他问题都属于附着要素，并非代表的内核。中国共产党的某些改革举措虽然突破了现行宪法的框架，但尚未达到重新制宪的程度。另一方面，这种制约也仅此而已，至于具体如何制宪，作为被代表物的人民并不能传达确凿无疑的意志和指令，只有通过制宪权代表的创生行动，人民的意志才得以彰显。由此，代表概念包含的使不可见的被代表物在场的含义在政治语境中首先获得的意义是，革命性的政治力量打破既有的格局，成为新的代表者，也即主权者。

常规代表负责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使制宪代表创设的秩序正常运转，从而使被代表的人民能够被作为观察者的国民真切地感知。现实中围绕该问题存在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在理论上理清代表的概念。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不能亲自在场的X在未被代表之前是一种什么状态？简单的回答当然是不在场的状态。从代表概念来推论，议员既不是选民的代表，同样也不是政党的代表，因此，其议员资格也应该独立于其所属的政党。

这种辩证内涵在政治和公法语境中将产生深远的制度后果，它同时反对经验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政治观。不但如此，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还常常在判定代表者的问题上引发分歧，从而掩盖代表的内核。[9]相关的论证可参见陈端洪：《制宪权与根本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19]例如，《联邦德国基本法》第38条第1款规定：德国联邦议院的议员由普遍、直接、自由、平等和无记名的选举产生。[6]语义研究并非概念史和词源学意义上的追溯，关于概念史的追溯，参见Hofmann同注4。这是代表一词之含义的内核，其余所有的含义分歧皆从这个内核分化而成。

遗憾的是，捧起一本中国宪法学的教科书，尽管其中充满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条文的罗列与解说，但是，其中描述的图像与现实中的政治生活场景却天各一方。在议会作出正式决策之前，决策的实质内容早已在各政党的私下协商过程中被确定，作为党员的议员要受其政党决策的制约，由此，议会的自由辩论就流于形式，真正得到表达的不再是作为被代表物的人民，而是各政党的特殊利益。

另一方面，被代表物在可见的世界中没有独立出场的能力，只有通过代表者才能获得可见的存在。表面看来，委托专政的行为违反了宪法的条文规定，但是，这种违宪行为是得到宪法本身授权的，其实质是一种更加符合宪法精神的行为。

或者仅仅用学术语言重述官方的言说。虽然张三不在场，但是，他如果决定来参会，是可以切实地在场的。

若只有角色，则仅仅是死的剧本。具体来说，就是去揭示被代表物一代表者一观察者这个代表的内核在政治语境中将获得什么样的具体内涵。这就在整体上肯定现行宪法秩序的前提下，为中国共产党的改革探索提供了灵活的应对空间，不至于因固守宪法条文而形成改革的障碍。也许有人担心制宪权的存在是对宪法秩序的永恒威胁，将导致不断的政治革命，于是做出各种消解制宪权的努力。

在政治语境中，代表的内核结构表现为：人民一制宪代表一宪法一常规代表一国民。这个内核呈现出一种清晰的简单结构，即被代表物一代表者。

所以，代表一词的字面含义是再一次在场，或曰重现。[17]Gerhard Leibhoiz,Das Wesen der Reprasentation und der Gesaltwandel der Demokratie im 20. Jahrhundert,2.Aufl.,de Gruyter 1960,S.32. [18]施米特：《宪法学说》，第224页。

但是，就其与人民的关系来看，更多的则表现为一种被统治。德国公法学家施米特对议会主义的批判正是因循这样的思路。

成退缩态度的真正原因是概念的含糊与用法的混乱。因此，笔者并不否认郝铁川教授的思考之价值，更加赞成其思考的方向，但唯一遗憾的是，良性违宪这个术语并非对现实现象的恰当概念提炼。[25]这种策略看似缓解了现实与规范的紧张，但付出的代价却是牺牲了规范性的宪法概念本身。如果忽视这层内涵，就会导致对代表概念的误用。

然而，触及代表内核的问题却应该是，即使经过竞争性的政党政治选举议员、组成议会，它若欲成为合格的代表者，还需具备什么条件？只有揭示出这些条件，才能澄清常规政治状态下的代表内核。然后探讨代表概念与附着要素之间的关系。

从研究代表理论的经典作家的论述来看，[8]如果抽离具体语境，对代表内核的抽象界定也基本限于这个维度，其他问题都是从中引发的附着性问题，而非代表的内核。制宪代表关涉主权归属，指向全新秩序的创设，揭示政治生命体的活力与动力之所在。

二者既有区别，又有内在关联。在此过程中，第三等级突破三级会议的制度框架，独立召开国民大会，明确宣称第三等级是人民的代表。